经典的经济学将经济参与者假设为“理性人”，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人对不同事物的判断随事物的可能性变化而变化，并不是绝对的“理性”。

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研究了可能性与决策权重之间的关系（见表1和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事物发生的可能性与人做出决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线关系，当可能性很小或者可能性很大时，事物更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比较99%确定发生，和1%确定发生这两个极端情况时，前者的影响更大，也更容易让人焦虑。同时，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发现对于所得来说，人们更关注损失，并以此提出了一个四重模式。

在有较大可能有所得时，人们往往害怕失败，所以想尽办法规避风险，来确保自己的收益。例如债权人会在企业遇到问题时同意减免或延长债务，以期保证收回贷款。债权人因害怕企业破产而带来的贷款损失，而接受了自己不喜欢的解决方式。

在有较小可能有所得时，人们往往期待奇迹的出现，所以愿意冒险，放弃了概率学交给人们的理性行为。例如人们会明知发生的可能性极小，仍会购买彩票。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概率过小而放弃购买，但实际是人人都有做梦的权利。

在有较大可能有损失时，尽管希望渺茫，但人们往往会不顾一切的去避免损失。例如面对失败，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放弃几乎必死的项目，用剩余的资本去另做投资。但一般创业者很难接受失败，即使知道起死回生的可能很小，但仍愿意继续往里边添钱，以寻求微小的避免失败的机会。这往往将小损失扩大成不可挽回的灾难。

在有较小可能有损失时，人们往往害怕损失的发生，而选择接受自己不喜欢的妥协办法来规避损失。例如发生意外的可能很小，但人们愿意为这个很小的可能支付保险，来规避小概率灾难所带来的损失。

如果假设“理性人”是厌恶风险的，那么当发生小概率的获得或大概率的损失时，人们违反了这一假设，成为了冒险者。这就是彩票大行其道，和投资难以止损的原因。

那么，把这一观点带入到投资行为当中，可以发现：

当企业成功的可能性较大时，即企业的盈利模式比较成熟，已经有一定的市场规模时，更容易获得债券或PE类融资。同时债券或PE类资本为了得到回报，愿意与企业达成一定的妥协条款，放弃更高的收益来确保一定的回报。如债券可以折价或延期，PE可以提高投资额但添加对赌条款或企业回购条款等。

当企业成功的可能性较小时，即企业处于初创期，没有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需要面对非常高的市场不确定性和经营不确定性时，仅有对企业保持着乐观心态的企业家（包括朋友和家人）、天使投资者愿意放手一搏，如买彩票般以小博大。他们清楚中奖的可能很小，但仍愿冒险一试，赌赢了则获得巨大的成就感和高额的回报。VC的情况比较特殊，投资早期的VC行为比较类似天使投资，而投资晚期的VC行为比较类似PE。

当企业失败的可能性较大时，因为这种描述是负面的，即已经看到企业失败的必然性，所以一般企业是处于衰退期，或者是趴在创业初期的死亡谷里，这时仅有创业家（包括朋友和家人）仍不愿意承认企业已经走到尽头而义无反顾的投入更多资金，试图挽救。虽然不是说100%没有救，但基本的结果都是血本无归。

当企业失败的可能性较小时，企业一般处于成熟期，即企业的盈利状况良好，并保持较好的市场地位，这时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但银行害怕万一，所以一般需要企业提供抵押或担保，来防止损失的发生。当然，成熟期的企业仍会受到债券和PE等其他资本的青睐，但相较来说，本文认为企业大概率的成功和小概率的失败从投资心理上来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本文仅是将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套用在企业与投资的关系中，初步的查看企业发展可能性与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这一描述的准确性仍需进一步通过数量统计分析来验证。

参考文献

丹尼尔·卡尼曼. 思考，快与慢[M]. 中信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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